（王清茗）西方历法介入中国人的生活，是年味减淡的重要因素。一百多年的时间里，西方的1月1日尽管无法撼动东方正月初一在人们心中无可取代的地位，但是不过百余年，已经被人耳熟能详。
西方历法以太阳为中心，中国历法按照月亮朔望规律而定。本来，天干地支轮回，甲子交替万象更新，是五千年未有变局。且不说从腊月初八开始的祭灶，鸡未司晨便有香糯甜粥大快朵颐。单说从腊月二十三开始，这一天前后恰好是新月如切的时候，用七、八天的守候，寒空上月弦月寂满天繁星闪耀的时候，新岁从此开始。
众所周知，月亮围绕着地球转动，地球围着太阳转动。但从人最直观的角度看，日出东方，月没于西。太阳每天都在升起，但月有阴晴圆缺。没有人因为太阳与乌云的游戏而怀疑太阳的存在，四季的变更也不需要智者的鉴定，但对朔望规律的掌握却需要累世的经验。于最难处入手，人文初祖黄帝首先发明了黄帝历，此后又有夏历、周历、太初历等等。与夏历、太初历等平行运作的便是干支历。天干十位与地支十二位的顺序组合，形成六十甲子。也就是说，六十年一个轮回。
恰如人生六十甲子，拥有着智慧经验后世小子无人匹敌，传承就就这样展开。因为干支的存在，在中国纪年中，不像西方历法以某个神祗的出生作为元年，再往上溯，则以公元前方式进行，显得慌张而被动。在历法中，中国人看到了比月亮更为高远的灿烂星辰，如十二月的认定，干支历里并非以日月盈仄认定，而是按照北斗七星指向而定，正月建寅，二月建卯，三月建辰，四月建巳，五月建午，六月建未，七月建申，八月建酉，九月建戌，十月建亥，十一月建子，十二月建丑。《淮南子》里讲，“帝张四维，运之以斗，月徙一辰，复返其所，正月指寅，十二月指丑，一岁而匝，终而复始”。中国历法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，过往深不可测，未来妙不可言。
每一次循环都需要新的起点。不约而同，中西方都选择一年开始的时候作为总结过去、预祝新年的重要节点。这样便产生了最为窘迫的文化差异：因为历法起源和运用的不同，在西方生活里，更多掺杂了人为干扰的因素，在没有任何时间特征的情况下，个体人物的命运沉浮成为全民狂欢的理由，甚至超越元旦而变得光怪离奇。这些节日又与现今定义的元旦过分紧凑集中，又因西方历法更趋向简单，取悦大众娱乐需求，对传统春节文化形成强烈冲击。
年终岁尾，又将开始新的轮回。腊月二十三，也就成了春节的前奏。隆重庄严，富有秩序感，这是中国传统上所有节日的特征，同时又饱含着仪式感的神秘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持续不断的忙碌开始为整个春节铺垫，宛若劳作为了大地丰收。
以家族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，决定了在节日中的活动范围和行为方式，每个中国人都有着清醒的意识，一切以家族为中心，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体系间展开，这便是天道长存不灭：“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，一人之身心，唯有感悟一途”。忧患意识又是中华文化长存和中国人保持彬彬有礼、善良勤劳、自强不息的根本由来。不同民族和文化会将这种思想意识有意无意间体现在历法上。
内敛与张扬，文明和野蛮，短暂与持久，时间创在了历法，也会把历法淹没。
将一年中最黑暗和寒冷的这个无月夜晚当成一年的开始，用万家灯火和爆竹声声冲破无边暗夜，这更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，在大有大无中，看破庭前花开花落，完成对世间万物最虔诚的尊重和礼赞。因此，在一元复始的时节，首先便想到了“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”——民间俗称灶王爷。
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，丰衣足食是良好愿望，也是一种奢望。但浸透中国人骨髓，这种愿望和奢望并没有如西方人一般采取暴力去掠夺，而是用勤劳去改天换地，哪怕脚下土地贫瘠，山水险恶，也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。不仅普通民众如此，就连“肉食者鄙”的统治者们也对天地万物表现出战战兢兢的心意，唯恐自己不得让上苍怪罪。这里的上苍，便是百姓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，从孟子的“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到荀子的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反应了先秦思想对政权统治的理性思考。
中国老古人发现了这个规律并在每日生活中用历法形式保存，是智慧，更是鞭策。所谓的社稷，最初指向的是土地和谷神。有了土地和丰收，政权便会牢固，百姓则会安康。在没有突破地理限制的情况下，百姓安康就会天下咸宁。于是在历法中有增加进了与农事息息相关的二十四个节气。春夏秋冬各八个，每月间有两个节日。如果恰巧这个月中含有雨水，那么这个月便是一年的开始，正月就是这样定义的，因为天降雨水，大地将一片葱茏，名副其实的美好开端。
这个浅显道理远到边陲山塞的黄发垂髫都明白。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，如果将战场上金戈铁马抛去，那就是面对脚下的土地畊田而食，家国一体了。并非是土地限制了对远方的憧憬，而是责任和担当。就是因为这种责任担当让中国的百姓朴实无华，更让中华文明充满了不竭动力向前、向前、再向前。
壮哉，中国历法，为时间而生，为教育而存。（作者原创）